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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视野下的“江南文化”:为何最忆是杭州?

 时间:2019-11-14 17:25:27 阅读人数:2131


近年来,长三角的高质量一体化正在全面展开。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涌现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高校和学者对长江三角洲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

为了共同打造文化发展高地,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进一步推动长三角经济带发展,从现在开始将推出一系列从长三角一体化视角看“江南文化”的专题报告。从地理、历史、人文、融合与发展的角度,探索“江南文化”积极努力的精神内涵,发现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认同,赋予其当代意义,使国家战略具有文化自信。

今天,第一篇文章由浙江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人文教授、红学和文学地理学专家梅新林发表:江南在哪里?

荷花可以在长江以南采集,荷叶可以在田甜找到在人教版一年级语文教材第一卷中,韩乐府的这首诗《江南》作为一首必须背诵的古诗出现了。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江南第一次被模糊地勾勒出来。

但是,江南,到底指哪里?在地理上如何定义江南?历史上江南发生了什么变化?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新江南”具体指向哪里?

江南在哪里?

学者们已经证实,“江南”一词最早见于《左传》,但其中的“河”指的是长江。因此,先秦时期的江南常被理解为长江以南地区,其地理范围大致在今天的重庆、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一线。在这24部历史中,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最早的“江南”。例如:“(舜)六十年代,简瑶登基。建帝三十九年,他南巡,在苍梧的荒野中倒下。埋葬在长江以南的九名嫌疑犯是玲玲。”

浙江工业大学梅新林教授指出,继《史记》之后,韩曙和侯韩曙也大致继承了“江南”的概念。像“中原”、“塞尔维亚北部”和“岭南”等地理术语一样,它们被用来代表特定的地理位置,并涉及今天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提到的领域相当广泛,很难界定它们的界限。梅新林称之为“泛江南”。

唐宋时期,随着“江南路”和“江南路”行政区划的划分,中原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北方人向南迁移。“江南”所指的地理范围不断向东移动和缩小,明清时期在太湖流域周边的吴越地区演变为“小江南”。

“新江南”今天是什么意思?

上个月,梅新林教授提出了“新江南”的概念。他解释说,“新江南”是历史江南和“长三角城市群”的结合。

这一概念与国务院2016年颁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相一致。在本规划中,“长三角”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即“三省一市”;“长三角城市群”除上海外,还包括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常州、苏州、无锡、南通、台州和盐城等26个城市。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台州;安徽省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和宣城。

“长三角城市群”的26个城市和“三省一市”的其他周边城市被称为“新江南”。根据计划,到2030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将成为第五大世界级城市群。

为了表达“新江南”的概念,梅新林引入了“严阵模式”。简而言之,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就像一个严阵,以上海为龙头,南京和杭州为两翼,合肥为后方。

梅新林表示,就地理位置而言,上海位于世界最东端,“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经济带”的双重规划和自身的经济实力使其成为“新江南”的中心。

为什么杭州是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城市?

"杭州的江南忆是最难忘的城市."事实上,在“江南”的历史演变中,南京、杭州和上海相继形成。换句话说,三轴的相继位移构成了江南发展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

西晋末年,“永嘉起义”、匈奴入侵金墩和今敏皇帝的被俘迫使晋人南迁,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王朝。这是历史上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第一次向南迁移。然而,随着隋唐的统一和长安作为国家首都、开封作为北宋首都的建立,文化中心又一次回归北方。

北宋末年“靖康起义”后,杭州成为南宋的都城,中原人在此定居。“卞仲给余杭打电话。万物无数平凡,人间天堂。”南宋诗人袁褧在《枫窗小书》中写道。毫无疑问,自南宋以来,杭州已经成为江南的轴心。

直到鸦片战争后,上海才被迫对外开放,成为第一个完成现代化的新城市,从而确立了作为江南文化轴心的新地位。

[学者名片]

梅新林,浙江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学和文学地理学专家,浙江省特聘专家,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编辑《江南文化家族研究丛书》。他还出版了十多部学术专著,如《红楼梦哲学》、《文学地理学原理》。他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等100多篇论文,并获得了教育部和浙江省多项优秀成果奖。

剑与萧:江南文化精神的二重奏

梅新林

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光复会,并出任会长,宗旨是“收复汉族,还山还水,为国家树立好榜样,成功后退休”。同时,蔡元培亲自参与了武器等的开发。它展示了这位伟大教育家勇敢的一面,他被后人称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和世界的楷模”。

虽然这应该归功于晚清特殊时代的鼓励,但也可以隐约听到越王勾践在春秋时期经历了躺下来品尝苦果的精神的古老回声,从而通过时间和空间展示了文化精神的巨大能量。

蔡元培的形象

“剑”与“萧”:江南文化精神的意象提炼

追溯其源头,在长江三角洲孕育和繁荣的江南文化,主要是由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建立起来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吴王何吕和夫差父子相斗,最终加入了“春秋五大势力”行列,分别建立了吴越文化的两个分支,这也是对后世江南文化产生长期影响的两大源泉。

然而,由于吴越远离中原文化中心,他们普遍提倡“剪头发纹身”的习俗,并具有用好剑作战的精神。此后,东晋都城健康,通过南北文化的深度融合,终于实现了从武术到文学、从刚柔相济的历史性转变。然而,这种好剑好武的精神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会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周期性地爆发出来,从而形成“武侠文学”和“刚柔相济”的双重变奏。

从江南文化精神“武文”和“罡肉”的双重变奏中,我们不禁会想起近代江南著名学者、启蒙思想家龚自珍诗歌中反复再现的“剑箫”核心意象。这些意象中最典型的是清代道光三年(1823年)写的诗《慢干》:“居庸国的军事策略郁郁寡欢,东南诗充满怨恨。一支笛子,一把剑,一笔生意和15年的声誉。”与“剑”相关联的是英雄、阳刚、豪放;与肖相关的是灵性、女性气质和优雅。“剑”指野心,“萧”指诗歌的灵魂;“剑”的意思是狂野,“箫”的意思是缠绵,从而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的服务国家和箫心的美妙结合。

“一笛一剑”的组合体现了吴越文化的武学精神,即“剑”的精神和江南文化的另一种精神“萧”的精神,是探索两位诗人秘密心曲的核心象征。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和区分江南文化精神的双重变异。

第二,“萧”前的“剑”:江南文化精神的历史演变

江南文化精神从“剑”到“萧”的历史演变与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有关。

第一个节点是春秋时期。吴越加入了“春秋五君”的行列,这不仅是始于西周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吴越文化迅速崛起的重要标志,也是“剑”的精神核心,强调剑胜于死、血族复仇的吴越文化的武学精神。

的确,从春秋时期吴越两国高度发达的铸剑业来看,背后还隐藏着民间的无畏和尚武精神,因为铸剑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精湛技艺的支撑,还需要良好民间的鼓励。然而,相比之下,越南的战斗精神更强。《吕氏春秋·秋吉纪·舜民》载有齐国的一句话,“先帝有一项法令说:不进攻越南,老虎也将越境”;在丁公公爵十四年的《左传》中,越王勾践在李越之战中利用一群俘虏跑到吴军阵前。他们站成三排,疯狂地嚎叫,然后自杀,最后导致关鲁的失败和死亡。至于越王勾践,他被吴王傅察打败,历经磨难、复仇和屈辱,最终消灭了吴国,统治了中原,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并通过反复不断的传播代代相传。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六朝“永嘉起义”引发的北方移民浪潮的兴起,随后金朝南渡,建康建都,中国文化轴心第一次由北向南转移。

在吴越本土文化与中原移民文化的融合与重建过程中,北朝士绅南迁与南方美景的融合,逐渐将“士绅精神与文人气质”注入到吴越悠久的文化中。所谓“江南美丽之地——金陵帝国”(谢朓的《进北之歌》)往往追求宁静内敛的谈吐与入世的享受相融合的审美追求。这种从武术、从刚柔相济,即从“剑”到“笛”的重大转变,也反映了从吴越古文化到江南新文化的历史转变。

陈正湘的《中国文化地理学》是指西晋末期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北宋末期的“京康之难”,这三次浪潮迫使中国文化中心向南运动。如果说第一波浪潮标志着古代吴越文化向新江南文化的诞生和发展,标志着“建孝”精神转型的初步完成,那么接下来的两波浪潮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直到南宋末年。

第三,南方的“剑”与北方的“笛”:江南文化精神的空间差异

在对江南“剑”与“孝”文化精神的双重解读中,呼应了“剑”在时间上先于“孝”的历史演变,呈现了南方“剑”与北方“孝”在空间上的地域差异。

因为吴越地理上相邻,语言相通,文化和谐,所以吴越文化又叫吴越文化。然而,通过比较南越和北吴的地域特征,它更具山地性和相对封闭性。吴国有很多水,而且相对平坦,所以吴国的当地人稍微平静一点,而越国的民俗则更加严格。就与中原的文化关系而言,北吴比南越更接近中原,更容易受到中原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从公元前1123年开始,周太伯和他的兄弟钟勇逃到荆门朱武建立吴国。“几年之内,人民变得富裕起来,开明了伟大的政府。东南仪式音乐才是真正的基础。”(东汉吴军总督麋鹿宝的《台伯墓碑》)到公元前544年,季札被命令造鲁国,鲁国音乐中所表现出的非凡音乐成就可以证明吴国在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中深受鲁国文化的影响。回望越国,无论是《吕氏春秋》中“客以风、羽、角、宫、抗命之声见越王,商无错,越王不好,为野之声,反为善”,还是“越绝书”,孔子在勾践迁都琅琊后拜访孔子, 以五帝三王之道和勾践为例,以风俗差异为由,可以证明越国更加注重本土文化,坚持自己的本土特色。

六朝时建康建都。国家文化中心第一次南移,南方北部的吴文化传统首先被中原文化深深改造。第二个国家文化中心通过南宋都城临安向南迁移。明朝的首都南京将南方文化引向鼎盛时期。近代,国家文化中心东移至上海,进一步发展成为上海文化。这些都充分凸显了南方文化精神和南方“剑”与北方“笛”的空间差异。

4.内部“剑”与外部“萧”:江南文化精神的共同特征

就江南文化精神的共同特征而言,其核心是“内剑”和“外笛”。

从春秋到六朝,江南文化精神经历了从“剑”到“孝”的历史性转变,同时实现了“孝”从“剑”到“孝”的历史性重构。

每当社会发生变化,这种武术精神的基因和原型就会被迅速激活并产生灿烂的光芒。即使在“孝”多于“建”的吴文化地区,尽管元末常州抵抗了20万大军长达半年的围攻,抵抗了2万起义军的围攻,当清初遭到“扬州十大”、“嘉定三都”的残酷袭击时,两地的居民都爆发出英雄气概,把死亡视为死者的回归和山川的回归, 无论是林东和复社文人群体接连抗击专制的坚不可摧的铁血性格,还是朱云明、文徵明、唐寅等江南人才。 也超越华严,以他们为荣,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和反权威意识。这是外面的“箫”,里面的“剑”,真正的“剑”就像“箫”。

在现代江南文化中,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爱国主义精神在对“剑”和“孝”的全面追求中得到充分体现。直到以中国共产党诞生为标志的红色文化兴起,上海文化精神的另一个层次——“剑”的精神才得到充分展现。特别是在近代绍兴、古越、蔡元培、陶张成、徐西林、秋瑾等光复会的精英组织中,组织了秘密暗杀、武装暴动等形式的反清斗争,也可以说是从传统江南文化的“剑”精神向红色文化的融合和转化。

(原标题《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视角下的江南文化》系列报道①原作者王展、王贾伟、林顾瑛《为什么杭州最容易记忆》。编辑王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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